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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惧的政治 (P76)欧洲怀疑主义和9·11事件

#恐惧的政治 上述章节提到，民粹主义频繁使用种族民族主义形式的话语策略，诉诸或者预设国家内部种族民族的同一性、统一性和凝聚性。这些策略通常基于同一性谬误和恐吓论据(argumentum ad baculum)谬误。同一性谬误想象“本”民族是一个文化上同质的社群。恐吓论据谬误会参考据称威胁到所谓本民族同质的危险外力。另外，种族民族主义形式的民粹主义还使用预设或强调差异的策略，这种策略利用差异谬误，强调本民族相对于其他国家或少数族群特征的明显差别，旨在与其严格划清界限（见Wodak等，2009)。于是，所有被认为属于其他国家或少数族群的人就自动地受到了排斥。此外，种族民族主义民粹也利用优越策略，积极为自身构建独特的和比他人优秀的特质。该策略必须融合或明确或含蓄的比较谬误：本国相对于其他国家和少数族群的优越性因此被过分强调或者夸大。

#恐惧的政治 此外，如案例3中所描绘的，右翼民粹运动也倾向于对欧盟持有矛盾态度，支特欧洲怀疑主义。但当符合他们的政治议程时，即便是右翼民粹政治家，比如自由党的前领导人约尔格·海德尔，他醉心于欧洲的“妖魔化”等反欧盟观点，但也会策略性地提起欧洲及欧洲人身份。比如，每当他试图排斥土耳其人、穆斯林或其他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人，他就会毫不含糊地采用这一策略，认为他们不属于欧洲人的族群时(Wodak, et al.,2009, pp.221-222)，且还会暗指欧洲的基督教甚至犹太基督教传统一这也是荷兰自由党的海尔特·维尔德斯(Geert Wilders)、波兰法律与公正党(the Polish Right and Law Party,简称PiS)的领袖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Jaroslaw Kaczynski)不断重复的主题（见Krzyzanowski.2013b; Wodak 和Boukala, 2014;2015)。

#恐惧的政治 例如，在9·11事件大约两周半以后，约尔格。海德尔提议欧盟应当只接受来自欧洲的寻求避难者，而来自其他洲的寻求避难者则必须在欧洲以外的据信安全的第三国，比如亚洲等待相关决定。毫无疑问，这一请求违背了《人权法》 (Human Rights Laws)和《日内瓦难民公约》 (the Geneva Refugee Convention)。为此，海德尔冷嘲热讽地宣称，这样有助于就将这些寻求避难者“倾倒”到何处的问题与第三方（非欧洲）国家达成一致［海德尔使用的德语词“沉积” (deponiert)让人联系到“废弃物处理场”] (Wodak, et al.,2009, p.223)。海德尔的要求明显是出于伊斯兰恐惧症式的偏见，并通过强调更多安全政策的必要性来为自己的请求呼吁和使之合法化。他似乎预设大部分潜在的恐怖分子都是从不明的非欧洲国家移民到欧洲的，像“休眠者”一样生活和藏匿在欧洲，并会在不久的将来开展自杀式袭击。海德尔的提议清晰地表明，有时候欧洲右翼民粹政党主张的死板的爱国沙文主义已经不再仅局限于“国家身份”认同，而是只要政治上适宜，就会延伸到未明确的欧洲身份。

#恐惧的政治 案例4 海尔特·维尔德斯和欧洲的“犹太基督教遗产”

媒体上报道或辩论有关移民和宗教差异问题时，演讲者、作者频繁使用“文化”论据，把文化描绘成本质上有边界的实体，其完整性因为一些人分属其他文化而受到威胁，而且这些人不愿意去学习、发扬光大“我们”的传统和规范，也就是说，他们不愿意被同化；在这些辩论逻辑中，指示成分非常突出，“文化”被视作一个静态实体，有人了解有人不了解，有人拥有有人无法拥有。因此“文化”成为这些辩论的中心话题。

#恐惧的政治 让我们来看一个典型的例子：2011年，意大利政府决定给突尼斯避难者颁发申根签证，这样他们就可以穿越边境进入其他欧洲国家——这一举措得到前欧盟内政委员塞西莉亚·马尔姆斯特伦(Cecilia Malmström)的支持。意大利前内政部长罗伯托·马罗尼(Roberto Maroni)通过官方请求相邻的欧盟成员国给予支持和拥护。然而，这些邻国并不愿意配合：在2011年4月26日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法国前总统尼古拉·萨科齐(Nicholas Sarkozy)和意大利前总理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强调应该再次关闭申根签证，尽管这样会违反欧盟的政策。许多国家媒体似乎对这次旨在形成“欧洲堡垒”的行动表示支持，而且至今仍旧如此。 在此语境下，荷兰自由党领导人海尔特·维尔德斯于2011年3月25日在罗马发表了一次演说，并宣称：

#恐惧的政治 > 文本3.1
> “［……］由于未能保卫好我们的文化，移民现象已经成为可以用来对付西方的最危险的威胁。多元文化主义让我们变得如此宽容，以至于我们能够容忍那些无法容忍的事［……］如果欧洲倒下也将不足为奇，因为，就像古罗马一样，现在的欧洲已经不再相信其自身文明的优越性；同时也因为现在的欧洲愚蠢地相信所有文化都是平等的，并且因此认为没有任何理由为保卫我们自己的文化而斗争。”

维尔德斯将移民现象定义为“对付欧洲的最危险的威胁”(定义论题)，又把移民问题与多元文化主义联系起来，使用了威胁论题和隐喻场景，预设多元文化主义会带来危险。在此，我借用穆索尔夫(Musolff)关于隐喻场景的概念：

> ［我］们可以把隐喻场景描述成一套假设，这套假设由某话语社群的出色成员根据某个源情境的“典型”特点造出，包括参与人及各自角色、戏剧情节及故事结果，是否成功、是否能够被容许等常规评价。然后将这些基于源情境的假设投射到对应的目标概念上。 (2006,p.28)

#恐惧的政治 此外维尔德斯还把现代欧洲比作古罗马，坚持有必要为保卫欧洲文化而斗争。这一论证通过威胁论题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论证条件为：“如果移民现象对欧洲和欧洲文化形成了特定的威胁，那么欧洲应该采取反制措施。”最后，通过接受一些由不是原因的原因而造成某种结果的谬误(后此谬误)，他强调了欧洲多元文化主义的成因，该成因关联条件为：“如果欧洲接受多元文化主义并否认欧洲文化的优越性，那么欧洲终将倒下。”随后，他又通过非常牵强的类比，强调当前来自北非突尼斯、土耳其和中东的移民潮终将为欧洲带来古罗马一样的结局(比较论题):

#恐惧的政治 > 文本3.2
> 罗马的崩溃并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而是经历了一个缓慢的过程。整个过程中，罗马人对正在发生的事情几乎浑然不觉。他们并没有意识到野蛮人移民是一种威胁，而等到他们发现时却为时已晚［……］。人们来到罗马寻找更好的生活，这是他们自己的文化所不能给予的。但是后来在公元406年12月31日，趁着莱茵河结冰，成千上万的日耳曼野蛮人渡过莱茵河，涌入罗马帝国并制造暴乱，毁灭了他们所到之处的每个城市。公元410年，罗马遭受洗劫。

#恐惧的政治 维尔德斯将罗马的崩溃描绘成大量的“野蛮人”移民进入罗马各行省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并因此有意地“改写了历史”。事实上，正如众多历史学家指出的那样，即使阻止野蛮人穿过边境，406—407年的入侵和随后罗马的溃败也在所难免(见 Pohl 和 Wodak，2012)。将非西方的民众贴上野蛮人标签无疑在西方人和非西方人之间划清了界限，并因此形成群内和群外的话语建构。维尔德斯进一步坚称“与耶路撒冷和雅典一起，罗马是我们西方文明的摇篮——世界上最先进、最优越的文明”。他补充道：

> 文本3.3

#恐惧的政治 > 作为西方人，我们分享共同的**犹太基督教文化**。我来自荷兰，而你来自意大利。**我们各自的民族文化是同一棵树上的不同分枝。**我们不属于多元文化，而属于同一文化的不同分支。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回到罗马时，我们都感觉像回到了家里一样。因为这里是我们的归属，雅典和耶路撒冷也是。普通人已经很清晰地意识到他们正在见证一次人口大更替现象。普通人感觉到与他们祖先所创造的文明紧密相连。他们不希望被多元文化社会所替代，在那样的社会里，移民者的价值观也被认为和西方人的价值观同样优秀。认为我们西方文化比其他文化更加优越并不代表着排外或歧视伊斯兰——这是常识。(着重标记后加。）

#恐惧的政治 在上述节选中，他提到了欧洲历史上的统一、文化上的相似，单这一点就超出了欧洲民粹政党总否认欧洲版图内犹太教曾和基督教共存的说辞。不但如此，他还使用了一个概念隐喻：用一棵同根生长的枝繁叶茂的树象征欧洲这一文明的摇篮。此外，他通过其他概念隐喻(将国比作家，Norocel，2013)把欧洲文化的延续和统一坐实；他着重强调欧洲文明的优越性(见第4章)，并通过威胁论题，反复声称多元文化社会必然会对普通欧洲人形成潜在的威胁。 这一论证又在共同欧洲文化论题中得到了进一步阐释，论证条件为：如果我们分享同样的犹太基督教文化，那么我们就是欧洲公民。维尔德斯间接地将来自伊斯兰国家的人排斥在了欧洲大门之外，他并没有直接提出来，而是强化了欧洲文明的边界，划清了有着犹太基督教根源的我们欧洲人和他们非欧洲人之间的界限，这都是根据“宗教和文化”而不是根据版图而划定的，因此是一种典型的种族民族主义模式。该论证又通过有关欧洲人的定义论题进一步推论，可以表达为“如果有一群人被称作欧洲人，那么他们会感觉到与他们祖先所创造的欧洲文明紧密相连”，并且间接地指出那些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必须被排除在这个族群之外。

#恐惧的政治 因此，上述的几种论题建立了“我们”“欧洲人”与“他者”之间的对立，并使之合法化。最后，维尔德斯得出如下结论：

#恐惧的政治 > 文本3.4
> 现在突尼斯已经解放，年轻的突尼斯人应该为重建他们自己的国家出力，而不是逃往意大利的兰佩杜萨岛(Lampedua)。欧洲承担不起另一波成千上万难民的涌入。

这儿他用了“洪水隐喻”，表示“成千上万难民的涌入”，并通过威胁论题来支持他的观点。这样的隐喻在移民语境中经常被使用(Reisigl&Wodak，2001，pp.54—61)，如此就强化了危险他者的观念。可以发现，维尔德斯言辞中经常出现的有关群内欧洲人和群外他者/穆斯林信徒的话语建构，恰属于沃达克等人(2009，pp.33—42)在关于国家身份的话语建构语境下指出的宏观建构策略。可以认为，维尔德斯通过排他性民族主义的方式将由多个国家组成的欧洲视作一个国家；他强调不同欧洲国家的共同文化，试图通过强调共同面临的威胁来团结这些国家。维尔德斯由此创造出了某种类似国家的精英身份，这一切都是建立在文化杂糅和“恐惧”话语建构的基础上。